班固说，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又引孔子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乍一看，仿佛是对小说的贬抑。桓谭则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语气就大有不同。作为“诸子”，就其内涵而言，“小说”与“大道”，不在一个等级线上；就其形式而言，“小说”“短书”，不是“宏论”“钜制”，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正是这种自觉的“谦退”，既没有自高身价，更没有自限门槛，反而能出入任意，转圜自如，让小说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为恒久的一家。试看，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诸子九家，到后来还剩下多少？不要说阴阳家、墨家、纵横家，就连儒家、道家，也都没了真正的后继者。用班固的话说，儒家是“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道家是“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但对于小说家，班固没有说及它的衰亡，却道：“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为什么它会“然亦弗灭也”？且将“小说”二字，作点分解就明白了。“说”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是“刍荛狂夫之议”，故小说的书名，往往以“说”“话”“语”“谈(谭)”命之；为显示其小，其卑，其微，又往往以“小”“琐”“蠡”“脞”修饰之。然放言高谈，难留痕迹，还得记录下来方能传世，故又往往以“笔”“记”“志”“录”命之；但这种记录的行为，并不具庄严的意味，“随”“漫”“杂”“妄”，倒是常采用的修饰词。小说之所“说”，之所“录”，究竟是什么呢？是作者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悟，所思所触，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举凡朝野秘闻、名人轶事、里巷传闻、风土人情、异闻怪谈，无不奔走笔下，成了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这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有人以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不是一个与西方fiction或novel对等的一个纯文艺学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在社会的文化领域定位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概念，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格局中，被正统文化系统所歧视排斥的其它边缘性文化话语的统称，是一个具有知识论和价值论内涵的文化概念。”(张开焱：《文化二元对立格局中定位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是讲得相当不错的。中国古代小说确实是在社会的文化领域定位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概念；至于中国古代小说是不是被正统文化系统所“歧视排斥”的“边缘性”文化话语，则需要作具体分析。虽说是“刍荛狂夫之议”，但古代最正宗的文人，都以极大热情投入了小说的写作，小说家生平百分之九十可考，就是明证。写小说既无官方压力，也无市场诱惑；谀墓之文，应酬之诗，人情牵绊，难免违心。小说却是自主行为，表达的是自我认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善其所善，恶其所恶，堪称道德观与审美取向的汇集，三千年中华人文精神的总呈现。

二

不过，中国小说本身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明代胡应麟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这就是说，在“小说”的总名目下，实际上有两大分支：一是“谈说道理”，一是“纪述事迹”。胡应麟所分的六类中，志怪(以《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为代表)、传奇(以《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为代表)、杂录(以《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为代表)，属于纪述事迹；而丛谈(以《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为代表)、辩订(以《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为代表)、箴规(以《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为代表)，则属于谈说道理。

今天的读者，多持小说是“文学”的观念，读到名为小说的“谈说道理”之作，就会因无文学意趣而茫然。怎么处理古小说中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人们曾有过多种尝试。《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委会的《前言》，是这样分析文言小说状况的：“某一部书，古人当作小说对待，今人可能认为它根本就不能算是小说；某一部书，它当中的某一部分作品或许还能被今人隶置于小说名下，但它的另一部分或多或少的作品却无论如何也和今人心目中的小说有很大的距离。”它还举《聊斋志异》为例，道是：“书中的某几篇作品，寥寥数行，内容不外是七零八碎的纪事，例如某年某月在某地发生了某种灾异现象之类，它们没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也没有任何出场的人物，就篇而论，你能把它们叫做小说吗？”这种意见，与吴组缃先生如出一辙。

文章来源：《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网址: http://www.zgwsbzglzz.cn/qikandaodu/2021/0610/14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