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人的七百余首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被称为“文章之奥府，学术之渊薮”。《文选序》是萧统本人为其作的序文，主要阐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的产生发展，二是申明《文选》的范围和标准。《颜氏家训》是南北朝著名学者颜之推晚年所作，是作者究其一生经验和教训为垂训子孙所作，在中国古代家训史上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盛誉。《北齐书颜之推传》对颜之推有这样的评价：“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绎以为其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①颜之推善文并以才情入仕，足以可见他在文章写作方面的造诣之深，其中《文章》篇是颜之推文学观念和文学态度的集中反映，颇多真知灼见囊括其中。

一、文体起源的追溯

萧统在《文选序》之初就讨论文学的发展，“式观元始，眇觌玄风”“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②最早追溯到混沌虚无的宇宙，一直到伏羲王天下，才有了文字典籍的出现。“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③万事万物都是遵循由简到繁的发展规律，文学也是如此，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念。因为文学由质到华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难以把握其发展规律，进而引出对文体的论述。可见在萧统的眼里，文体得以细分的原因，既来自于前人的铺垫，也与萧统本人的文学观念密不可分。从曹丕《典论论文》的“四科”说到陆机《文赋》的“十体”说，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到李充的《翰林论》，以及任昉《文章缘起》所分的六十四类文体，都为萧统对文体分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而正是看到了文学的发展变化，文学体裁和内容的不断分流和扩大，因此为了更系统细致地了解不同文学的发展，文体分类势在必行。相同的是，《颜氏家训》也在《文章》篇开篇之初就论述了文体的起源：“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④首先谈到文章，这里的文章应该和文学等同使用，泛指一切文学和文学作品，下文谈论到的诏命檄策、序述论议都在其中。这是颜之推对文章源流的认识和对文体的辨析，阐述了各种文体产生的源头，认为后世文体都是其演化，文章之源在于经典。文学发展观指导着萧统与颜之推对文体本源的追溯。四季更迭、日月转换，文章在不断发展变化，文体也必将不断细化，这同样也符合自然发展规律，文章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立意与体制，文体的变化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到其规律原因。

二、孔儒之道的继承

魏晋是文学自觉发展的时期，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俨然已被打破，文人在创作理念和过程中也直接袒露自己的价值倾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⑤萧统在《文选序》中对姬公、孔父之类的经书有着极高的评价，“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一方面反映出《文选》的选文标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孔儒之道在萧统心中的主导地位。据《梁书》记载：“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⑥萧统自小才思聪颖，三岁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的熏陶，仁孝有德，爱民如子，所作所为无不体现着儒家君子的涵养和风范。而对于老、庄、管、孟的著述，萧统只是客观地指出了不录它们的原因，却没有多加评价，通过对比也可见老庄在萧统心中的地位不及孔父之书。

《颜氏家训·文章》开篇就提出了“文章原出《五经》”的观点，通过文体本身的特点将其归类到不同的经书当中，这与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章“宗经”观念为《颜氏家训》整个理论体系奠定了儒学基调，反映出颜之推与儒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颜之推也多次在文章中表现出崇儒学儒的倾向，如“圣贤之书”“《礼》云”“孔子曰”等，可见他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并希望能将这些教诲传达给他的子孙。《文选》中的篇章以及《颜氏家训》中的文论，除儒家思想外，也包涵着道、佛两家。杂取众家，兼容并蓄的理念，既反映了社会现实，也丰富了《文选》与《颜氏家训》的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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