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代文学经典化的矛盾特征

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还面对着一些结构性矛盾。从制约批评家和作家等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批评的角度来观察，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历时性与流变性、艺术性与商品性、权威性与自由性三个方面。要推动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必须要认真化解这些结构性矛盾，以促进当代文学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新的突破、新的繁荣。

首先，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面对历时性与流变性矛盾。文学经典往往凝聚着不同时代共同的价值追求，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恒久的熠熠光辉。一部《诗经》，几千年来被人反复阅读，持续地滋养着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过，同样有一些享誉一个时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掩埋在历史的河沙之下；亦有一些著作在问世之时名不见经传，却在后世被人重新挖掘出来并给予崇高的评价。前者如作为“红色经典”样板的“样板戏”，随着“文革”的落幕也逐渐地走出了历史的聚光灯；后者如夏志清称为“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在后世批评家的重读中焕发出勃勃的生气。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文学经典兼有着历时的恒久价值和流变的时代意义，我们切不可因其流变的特征而否认作品当中的经典元素，亦不可因其历时的性质而否认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可能。反之，正如张丽军所言：“我们应该看到文学经典在运动中消解了一些不适应时代、不具备永恒性的质素，而把符合新时代审美趣味和道德原则的质素显现出来，生产出新时代的文学经典。”[4]50经典的这种流变恰恰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推力，广大文学工作者必须深入体会新时代文学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原则，从而实现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1]。其次，我们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当代优秀作品的价值。吴义勤先生说：“我很难想象一部对它所处的时代和它所处时代的读者毫无精神影响的作品会成为‘经典’……我们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们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5]52因此，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提高信心，严肃冷静地看待经典化当中的历时性与流变性，相信在新时代文学当中实现经典化的作品将会因为历时愈长酝酿出愈加丰厚的思想内涵。

其次，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还面对着艺术性与商品性的矛盾。“讲话”中曾列举了“新时期”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1]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观察，在这些作品的创作生产以及后期的传播批评中，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部分文学工作者们对作品的艺术性和商品性存在错误逢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商品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文学作品的创作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经济发展的大潮。一方面，人们因为过度追逐作品在市场当中的经济价值，不顾其精神内涵与社会影响，生产了一些质量低劣的作品，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危害；另一方面，部分作家对这种潮流进行粗暴地反扑，片面追求狭隘的、错误的“先锋性”“私人性”“非功利性”，最终反而与现实社会相隔离，丧失了文学的崇高追求。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必须要认真纠正上述偏颇，集中力量化解这种作品艺术性与商品性之间的矛盾，使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精品发挥出足够的影响力。赵炎秋先生就精品文学的创作曾经提出过两个“关键”：“关键之一当然还是提高作为个人的欣赏者的欣赏品味和文艺修养，使文艺精品有足够的读者和观众群体。关键之二则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在科学、准确地评判精品的前提下，给文艺精品与精品的创作者以更高的地位和荣誉，保证其能够获得适当的经济收入，尽量化解精神价值高的文艺精品可能存在的经济报酬不足的问题。”[3]25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亦要注重批评家们自身素养的提升，及时端正不良的文学趣味和价值取向，以真正有意义的当代经典作品带动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对得起那些孜孜不倦进行真正的经典创作的作家，对得起那些真正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使得新时代文学当中“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经典适时地得到正名而非留待后世。

文章来源：《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网址: http://www.zgwsbzglzz.cn/qikandaodu/2021/0610/1466.html